泛亚电竞教育要是总折腾,大家都没有心思静下来看书、想问题,所有成果都是虚的。要想办好一所学校最好是不要折腾,让老师安安静静地思考、学习。但是,要做到不折腾是很不容易的。
新京报:您正在参与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大家对其寄予厚望。
▎朱清时:它确实很重要,因为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没有宏观规划,没有制约机制,没有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很多人也没有找到客观规律。
▎朱清时:教育本身是科学,但是大家并没有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懂教育,但是很少有人了解深层次的教育规律,都是从自己的简单认识发表意见,造成意见极不统一。如果有权力的人,随意发表意见,就会影响教育走向了。
▎朱清时:教育的规律很复杂,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上的规律包括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等教育方式。
更深层次的规律,即最基本的规律包括:第一,要教育学生做好人,一定要坚守高的道德标准。这就要求教育机构千万不能造假,不管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多少,只有教育机构是纯洁的,新生力量才有可能是纯洁的,只有纯洁的新生力量不断出来,社会才会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对教育千万不要瞎折腾,要让教师和学生有尽可能多的时间静下心来看书、想问题。
▎朱清时:不顾客观条件是否成熟,片面追求“做大做强”,是近年来常见的违背教育规律之事。
此外还有不少例子,“本科教学评估”就是其一。从领导的角度来看,评估想法是好的,就是想把下面管严。但现在评估陷入了,所有学校都是一刀切,评估一样的东西,包括检查你的讲义、讲稿、上课的测验卷子。这些东西有些时候是不用写的,有经验的教授不需要写讲义,而检查时又那么认真,达不到的硬性要求就要扣分,所以学校不得不造假讲义来应付。
▎朱清时:他们没有意识到造假是禁区、是红线,甚至把造假当作潜规则。其实,教育是绝对不能造假的。
▎朱清时:这个事情不能千篇一律。对年轻教师和新建的大学,这个要求是必要的。对老教师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讲义就不是必要的了。
在研究型大学,老师讲课不光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教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学生要学老师的直觉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好的老师上课不应该照本宣科,应该与学生思想互动,讲的时候出错不要紧,这时老师调动他的智慧迅速找到错误在哪,然后马上纠正,这个过程是最值得向学生展示,要学生学习的。
因此,不能规定非要讲义,也不能规定不要讲义,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中间区域,有中间区域才有生命力,如果教育界非要规定得千篇一律,就把生命力扼杀了。
新京报:但有人会说,如果没有这些硬标准,怎么保证教学质量?《纲要》第15项问题就是如何“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健全质量标准和质量评价制度”。您有什么建议?
▎朱清时: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们也评估,怎么评估呢?学校自己定办学目标、办学措施,上面不干预。专家评你的办学目标、办学措施恰不恰当,特别尊重你的办学风格。以后评估,就评价朝自己的目标进展如何。
有一次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教学评估,来了几个科学家,跟老师、校长、学生们谈话,看教什么课,每堂课教什么,社会对毕业生的评价。他就是要让你保留自己的教学作风、教学个性,不是要你保留每堂课的教学笔记。那次评估,静悄悄工作两天,没有横幅标语,没有大会,大多数师生都不知道,评估就已结束,既取得了实效,又未折腾学校。
新京报:《纲要》第16项问题是“如何推进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分类办出特色”。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大学都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铺大摊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清时:我去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们就两千名学生,一千名本科生、一千名研究生,诺贝尔奖得了很多,办学水平很高;麻省理工学院现在还叫麻省理工学院,要是中国早就改成什么大学了;波士顿还有一个波士顿学院,两百多年了还一直叫这个名字。
相比我们的高校,首先都想变成大学,而且要名称响亮,像专科、职业学校都变成了大学,学院也升格为大学,变成大学以后又都想变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都以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变成一流大学,这是错的。
美国纽约有一个专门的烹饪学校,世界一流,世界顶级厨师就是它培养的。瑞士有个酒店管理学校也很有名,专门给酒店培养五星级经理。
现在中国教育观念的误区在于太单一化,一说一流都以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是,这是个大误区。中国什么时候能有学生不愿意上清华、北大,愿意上烹饪学校,那就好了。
▎朱清时:是我们社会导向的结果。今天早餐我和杨福家先生(注: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原复旦大学校长)在一起,他说上世纪50年代初他考高中的时候,本想考中专,当时社会的导向是当技术工人很光荣。像我年轻的时候,八级钳工、电工不比教授威信低,现在社会上你看还有过去那样的八级钳工吗?这种人受尊重吗?没有了。
▎朱清时:主要是各种政策和舆论导向。比如最近二三十年来,要提干就要求本科毕业,如果是领导岗位还得是博士、硕士。中专学历现在连提干都不行,就业也特别困难。社会自然就把中专层次看作低人一等。
还有制度上的缺陷,国外这种职业学校(社区学院)毕业后还是可以上大学的,我们这中专毕业就不能读大学了,不能够再深造了,使中专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低人一等,而且过早限制了很大一批青年人的发展,这就极大限制了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
像美国一个人一生平均换四五次专业、职业,才能找到他最适合的,这样对社会的贡献很大。我们国家的小孩中专毕业选一个专业就一生不换了,这样他们一生从事的专业往往并不是自己最喜欢和最有才干的,对社会的贡献就少了。
▎朱清时: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都是模仿前苏联,前苏联教育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过分实用化和过分专业化。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把综合性大学都分解为一个个专业学院,又办了许多中专泛亚电竞、大专,其核心思想是把人从小就分好类,按计划培养。这样做容易管理,但是违背人性的规律。
过去十年我国的“并校”热潮,最初的一个动机就是想纠正苏联模式中分专业太细的弊病。但遗憾的是,“并校”潮很快变味了,这个弊病并未深入纠正下去。
▎朱清时:教育模式还有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没有中专、大专,是通才教育。二次大战后,美国有大量人员需要安置,美国就大量开办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在这种学院里学两年,得的学位是副学士。这种模式宽口径、实用型,有基础知识也有数理化选课,还有缝纫、烹调、修汽车等等,这些都为以后找各种工作打下基础。两年期满后,学生也可以继续升学。这样的设计就避免了苏联模式的很多缺点。
美国现在高等学校社区学院占了一半(48%左右),研究型大学只占全部高等学校的3%。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美国的经验,放弃苏联模式中不好的东西,创造出适合我国自己的模式。
新京报:《纲要》第20项问题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办法措施”。前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发生学生杀老师的“不和谐”事件,社会很震惊,您怎么看师生关系紧张问题?
▎朱清时:这段时间出的师生关系的事情不少,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社会对老师不敬畏了,过去我们对老师很敬畏,一是尊敬,因为老师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二是敬畏,因为老师道德标准比较高,我们是真心敬畏他们。
现在的学生第一可能觉得从老师那学到的真东西不多了,这点我们教育界要反思,现在上课都是用标准讲义、标准课程、PPT文件,然后给学生照本宣科讲一遍,学生不听你讲课,只看书也可以。很多大学里的学生逃课,原因在于他听课没有太多收获。
第二,如果学生看到的总是像迎合评估那样折腾、走后门,道德标准低得没有底线,学生对老师也就不畏了。我说的这些都是根本原因。
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因,过去我们上学都不收学费,是国家培养我们,现在学生上学都收高额学费,使学生认为上学是自己花钱买知识。如果学校没有教给学生很多知识,师生关系肯定会发生改变。
▎朱清时:要改变当前的师生关系,关键是老师要让学生敬畏。敬,是老师一定要教给学生真才实学,不能像批发产品一样,要让学生真正从你那儿学到知识,这个时候学生才能敬你;畏,就需要老师在学生面前有高标准的道德,这样学生才能畏你。
▎朱清时: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国社会要发展,大家都希望扩招,这当然没问题。所以扩招是必要的,也是好事。
在过去十年中,扩招的最大理由就是全国人民希望更多学生上大学,如果不上大学,就业层次就很低,而上大学的就业层次就高一点。
这个理由听起来很有理。但是上大学要名副其实地得到大学教育才行,如果大学不能保证质量,招的学生很多,水平却不够,会造成什么现象?第一学生毕业之后用人单位不想要,觉得不够大学生标准;第二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又找不到。现在社会上普遍流传一种说法,我们正在使研究生本科化,本科生高中化。
扩招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考虑专业设置要改革,扩的都是过去的传统学科和热门专科,如法律、外语、传播等等,导致这些学科毕业的人太多,就业困难。然而一些社会需要的专业却没有扩招,用人单位仍然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新京报:我们知道,您所领导的中科大始终坚持不扩招,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朱清时:第一我们很清楚,中科大的定位是培养高科技的科研人才,这样的人才不在乎数量多,而在乎质量高。如果我们扩招了、质量下降了,就失去价值了。这是我们遵守的理念。
第二个原因是,一般学校扩招受到的压力来自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出钱多,就希望扩招本省的学生。地方上没有给我们多少钱,所以对我们的压力就小一些。此外,我们的直接上级中科院也没有压我们扩招。
▎朱清时:不扩招,使我们的成就很明显。最近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2008年十大科学进展,其中有一项就包括中科大与中科院物理所两家的成果———“高温超导”。中科大的工作是陈仙辉教授所做。从2003年开始,每年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十大科技进展都有中科大的,有的时候是两项,2008年又有两项成果进入十大科技进展。其他大学若有也只是偶尔一项。
▎朱清时:可能多几倍啊!我们为什么这些年能够取得成果呢?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当了十年的校长,自己看得很清楚,就是科大没有折腾。
你看许多大学建新园区、新校区,老师坐着班车去上班,把老师的精力都给消耗了。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还是原来那样,老师上完课就回研究室去了,而且研究室离家又不远,他们可以工作到半夜回家都行。于是我们老师还有很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有人怀疑我们跟什么评委有关系,其实我们没有。
▎朱清时:我觉得中科大的办学模式,就是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教育部门要遵守道德高标准,不能碰这个红线。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说谎。如果教育部门当着学生的面说谎,就是把最基本的认知丢掉了。
另一方面,不折腾就是教育最基本的规律,教育要是总折腾,大家都没有心思静下来看书、想问题,所有成果都是虚的。要想办好一所学校最好是不要折腾,让老师安安静静地思考、学习。但是,要做到不折腾是很不容易的。
新京报:《纲要》第9项问题是“如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健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当前高校“衙门化”问题备受诟病,您怎么看?
▎朱清时:大学其实是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行政那套来管。大学要想管好一定要依靠教授,因为怎么讲课、怎么开专业,教授是很重要的。学校最主要的是让老师安安心心坐下来考虑问题,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无为而治”。当然,“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要瞎折腾。教学机构不折腾教授,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
现在的趋势是我们的学校在行政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搞评估。教育部门手上有很多钱,我要给谁就给谁,但我总得知道你干得好不好,于是我就得评估,评出来好的就给钱。但是这样就把学校搅和乱了。
▎朱清时:第一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拒绝折腾。比如像评估这种事情,学校应该坚守自己的办学规则,不要迎合上面。
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要改变机制,改变过度行政化,改变经费投入方式。比如提高生均经费,减少行政领导分配经费的权力,增加学校教授得到经费的权利,把教授的权重变大,把学校领导的权重变小。现在领导的权太大了,几十个亿,说给你就给你,说不给你就不给你。这种情况下,要“行政化”很难。
▎朱清时:一个是增加生均经费,就是说增加每个学生的人头费,现在可能是每个学生有700元一年,这是远远低于教学经费的,至少要增加一倍。然后科研经费和教学经费也要增加。像英国、日本的大学,他们本来学校的经费就很多了。
▎朱清时:其实不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过,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有几位教授发明了半导体激光器,要办公司,生产激光光谱仪,学校就说你们要办公司就辞职,学校不能跟商业挂钩。哈佛大学有一个基因工程的创始人,他也想办一个公司,学校讨论说学校教授不能办公司,除非辞职。
大学过度商业化,是我们的一种误区。有一次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来访,就曾对我们的领导人说大学绝对不能办公司。
比如加州大学是完全公办的,有政府预算,一年预算是几百亿美元,它的八个分校一年预算二三十亿美元泛亚电竞,它靠经常性的教育投入支撑起来,不能让教授为了经费到处去竞争。我们过去改革有一个偏差就是过分强调竞争机制,结果不要说教授,科学家都要争经费,害处很多。
新京报:不久前总理去北航,说受金融危机影响,他最担心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您对就业问题有什么建议?
▎朱清时:现在大学生就业和农民工就业是中国社会未来十年最重大的问题。我在教育规划纲要的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要迅速发展职业教育,培训农民工。
目前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20世纪前半叶,当时大批农村人口进城,而且两次世界大战后,大批复员人员回来找不到工作,美国就办了大量社区职业学院。中国现在需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让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员再次接受教育。
新京报:《纲要》第14项问题就是“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您有什么建议?
▎朱清时:职业教育对国家太重要了,但是现在职业教育的学校太少、教师太少。我有个建议,最近这两年从大学毕业生中选出几十万来培训做职业教育老师。我希望政府现在就重视,让不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成批量地转向职业教育,让他们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
这些大学生培训完之后,一二十个人办一所学校,政府投资,专门培养下岗职工、农民工。采取这样的紧急措施,既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也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
▎朱清时:就是因为我有那样的学术背景,所以我做校长能够坚持一些自己认识到的客观规律。如果没有那样的背景,想坚持也坚持不住。
新京报:前段时间几所部属高校校长集中调换,有人感觉校长完全成了官员。您怎么看?
▎朱清时:这个做法的确可能不符合“教授治校”的原则。教授治校的意思就是说学校办学的大事应该由教授集体来拿主意,比如选校长这样的大事,应当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意见。“空降校长”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把候选人交教授们讨论通过。
在我刚当校长的时候,我是很坚持“教授治校”原则的,评职称、评教授都有严格的学术标准,行政领导官当得再大,若是不符合学术标准就不能评上。坚持到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一些人觉得干部能管好学校,为什么不能当教授?
他们混淆了教授和行政领导的关系。教授是学术称号,当好行政领导未必适合当好教授,就像教授并不一定能当好官员一样。但是,在中国,所有行政领导都想当教授,这是我当校长这么多年遇到的很大的困惑。
▎朱清时:确实很难。我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一个是我很清楚这个是基本规律,基本规律往往是最简单、但往往也是最难做的。比如办学要坚持学术优先,不要打扰教师、不要折腾。
包括去年评估,学校网BBS上有一些评论,说你老朱都要退休了,还要和有权势的人对着干,你退休了怎么混啊?一些学生竟然有这样的观念。
▎朱清时:他们就觉得校长不懂社会,都要退休了还得罪这些人,以后那些人整你很容易。
但我没有过分担心这些,我觉得退休后浮华褪尽可以显出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我相信自己的真正价值,我总能找到一个地方继续好好工作。我很欣赏帕斯卡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像芦苇一样脆弱,人和芦苇的不同是因为人有思想,所以人的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有思想的伟大,不能人云亦云,这是人生的价值观。
我现在退下来以后感觉轻松多了,我今年63岁了,更觉得我坚守的价值观是不能放弃的。很多人也有思想,但是不能坚持,到最后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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