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电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迈上了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与新时代的新思想和新要求相比，我国教育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办学中的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教育功利化倾向背离了党的教育方针，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特征，背离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是我国教育希望的总开关，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让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由之路。

　　本文在界定教育功利化概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教育功利化倾向的特征、危害与形成机理，将教育功利化倾向置于“世界”与“未来”两个向度进行全方位考察，试图在国际比较中判断教育功利化倾向的态势，在未来预测中分析我国教育功利化倾向的走势，进而提出扭转我国教育功利化倾向的宏观思考。

　　什么是教育功利化倾向？其有何特征和危害？人们应该如何来认识我国教育功利化倾向？搞清楚这些问题，是研究的逻辑起点。

　　教育功利化倾向隐藏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背后，把教育的工具功能扩大化、极端化，把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之上，致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偏离教育的客观 规律、忽视育人的本质。

　　教育功利化倾向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短视性，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利益。教育功利化往往更强调眼前利益的实现程度，而忽视教育对个体与社会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高分和重点大学文凭等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罔顾教育规律、要起点而不要终点成为流行做法。第二，片面性， 重视局部收益轻视整体利益。教育本质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每个人及人的每个方面的发展。教育功利化狭隘地关注教育对个体经济收益、人才选拔效率、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作用，忽视教育对追求真理、文化修 养、道德品质、人格塑造、体质健康等方面的作用，导致个体发展的不同方面、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失衡。第三，简单性，重视结果表现轻视过程内涵。教育面向的是鲜活的人、具体的人、丰富的人，教育过程亦是复杂多样 的。教育功利化强调工业社会背后的标准化思维，倾向于将复杂教育过程进行简单化处理，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功利化目标。这导致教育过程异化，使教育离育人本质越来越远。第四，传染性，重视追逐潮流轻视理性思考。最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如何判断和选择需要理性思考。在教育功利化驱使下，“教育落后”的恐慌心理在家长群体中蔓延，相互攀比，争相报各种辅导班、兴趣班，遑论是否适合孩子。“跟风学习”不断蔓延，“攀 比教育”恶性循环，“剧场效应”愈演愈烈。

　　教育功利化倾向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使 “为了发展可以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加速泛滥，给教育发展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第一，教育功利化倾向架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教育方针的落脚点。在教育功利化倾向的导向下，“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等现象窄化了育人目标，教育目标指向了“单向度的人”。教育教学实践过于偏重智育，育“分”大于育人，获得高分、升入好的学校被当成学生成长的核心目标。“学业成绩政绩化”的倾向和做法比较明显，“一本率”、“985 率”、“北清率”等成为政府评价教育部门、教育部门评价学校、学校评价教师的硬指标。而且，这些政绩观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刺激着教育利益相关者更加“目中无人”。“分分计较”、“分数至上”、“按分排座”等做法司空见惯，甚至酿造出极端惨案。长远来看，这势必会造成“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落空。

　　第二，教育功利化倾向异化了教育过程。过程性是教育的基本属性。教育作为一 种培养人的活动，是以过程的形式存在并以过程的方式展开，离开了过程就无法理解教育活动，更无法实现教育目标。教育过程具有生成性和发展性，本身蕴涵着创造的可能。然而，在功利化的导向之下，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等往往只是停留在理念上、口号上，急功近利的教育教学方式充斥于教育过程之中。教育过程异化为教学过程，教学过程异化为考试，考试异化为排名，如此层层递进，使得“刷题”和“记忆”成为主要的学习方式，导致学生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儿 童校外生活状况》显示，近八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达标，其中，校外生活花费时间最多的就是做作业。不仅如此，在高利害考试的重压之下，超前学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抢跑”现 象十分严重。初中提前学习高中课程，高中则根据高考倒推学习进程安排泛亚电竞，三年的学习内容被压缩在两年或一年半学完。于是，课程标准、教学计划在异化的教育过程中被抛之脑后，教学秩序、教育节奏被严重扰乱。学生的个体差异、好奇心和创造性在追求分数和升学的教育过程中被人为地忽视甚至被消磨。即便取得好成绩，但背后付出的创新、健康、审美与人文素养的机会成本太高。

　　第三，教育功利化倾向催生了超负荷教育。文凭作为教育结果的外在集中体现，具 有交换价值，可以与社会身份、社会人力资 源、社会权力以及个人社会关系进行交换。已有研究表明，文凭效应依然存在，不同文凭能够带来不同比例的额外收益。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好的学业成绩意味着升入好大学， 好的大学文凭意味着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就业前景，好的就业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地位和人生前途。在“剧场效应”的作用下，教育节奏越来越快。一旦有人打破正常的教育规律，通过补课提前学习抢跑，势必引发“超 负荷”教育。于是，在家长和教师有意无意的共谋下，学生作业负担不断加重，基本休息、 交往等正常的社会生活无法保障。为了获得更加优异的考试成绩，各科教师千方百计布置本学科作业，各学科作业之间缺乏统筹、缺 乏设计，作业管理水平不高、设计主体单一、 作业内容枯燥乏味；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不顾孩子的接受能力、兴趣爱好、身心发展、个性特点如何，不断地给孩子加码，使得他们学习内容过多、学习难度过大、学习方式成人化。据汇丰集团（HSBC） 发布的全球教育报告，中国有 93% 的父母给孩子聘请私人辅导，居世界首位。孩子本应休息或与朋友玩耍的时间却伏在案头写作业，或奔波在各类校外辅导班之间。长此以往，孩子的兴趣、自信、潜能、情感等诸多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在“超负荷”教育中被逐渐透支和消磨。

　　第四，教育功利化倾向引发了教育焦虑。过度持续焦虑会给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无谓的困扰。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驱动下，家长们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便开始焦虑，担心子女未来能否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能否获得好的工作机会、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功利化的逻辑之下，家 长们对子女的教育结果和过程过分担心。尤其是占有相对丰富教育资源的中产阶层家长，更加希望孩子接受符合信息社会价值和标准的教育，但实际上却不得不适应既有的教育标准和体系。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加剧了教育焦虑，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房择校屡见不鲜，形成“不均衡——择校—— 更严重的不均衡——更强烈的择校”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情绪已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农村孩子的“第三学期”（暑假）进城补课屡见不鲜。2018 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家长教育综合焦虑指数达到 67 点，整体处于比较焦虑状态。在教育焦虑的裹挟之下，家长和社会的焦虑情绪弥散到学校。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在教育网络中被迫加快节奏，各种教育活动都在尽量往前赶，使得驱动学生发展的“无形发条”越拧越紧，他们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前置。一些畸形的“励志” 标语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出现在各个中学的校园中、教室里；一些“高考工厂”式的学校受到了全国关注；一些家庭为了逃离国内的教育体系，选择让子女上国际学校，或者送低龄子女出国留学。重重压力之下，学生只有疏离“君子”之 大志、忘却“仁义”之价值，成为精致利己主义 者，工于心计、圆滑世故，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当作唯一的驱动力，理想、原则、信念都可以为之让路。

　　一是教育功利化倾向是历史形成的，现在愈加突出，成为现象级问题。教育功利化倾向不是一个新现象和新问题，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并逐渐加剧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传统文化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实用主义认识，与现代效率主义的逻辑不谋而合，出现了教育产业化、教育投资、教育竞争等现象。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教育功利化渗入每个利益相关者的骨子里，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办学者、求学者和劝学者，都以功利来衡量教育的价值，教育功利化问题更加严重，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是教育功利化倾向是社会功利化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教育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大型场域，不可避免地刻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印记。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把功利作为考察、评判、衡量一切事物优劣、好坏、善恶、美丑标准的“泛功利化”倾向。一切图名、图利、 图钱、图快，待人处事一切视回报而定的功利化社会心态，已经给我们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造成了现实的损害。社会功利化已经深入教育领域，各个主体对于分数、升学、文凭、 论文、帽子等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使得教育功利化倾向超越部分群体，成为社会全部成员的一种共谋。

　　三是教育功利化倾向是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承受的阵痛。社会从一个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必然要面对和解决诸多矛盾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和更高期待，而当前教育发展水平仍然难以充分满足新要求和新期待，由此产生的争抢优质教育资源所带来的教育功利化阵痛就往往成为必然。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教育功利化倾向呈现出加剧——缓解的螺旋式循环发展轨迹。对于教育功利化倾向的阶段性，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教育功利化的阵痛可能在短时期内不会消除，需要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不断跟进从而推动其化解。

　　教育功利化倾向的形成不是单一教育主体功利行为的结果，而是多方教育主体和社会的共谋，是社会教育观念工具化、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市场化、教育过程简单化以及教育主体因从众效应被强力裹挟等四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教育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现实社会纵向流动空间越来越小，造成社会教育观念的工具化

　　我国自古有重视教育社会功能的传统。“教育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教育对个人身份的影响，接受教育可以让人获得新的身份和较高的地位泛亚电竞。在我国，受教育水平与个体的收入水平及职业地位是高度相关的。自科举制度建立以来，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受教育水平都是个人经济与社会地 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考进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国家干部。大学生待遇变高，时人对“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自然深信不疑。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学生更多被看作“高素质劳 动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期望教育改变 身份、身份带来地位、地位决定待遇的想法更加强烈”。

　　与传统观念形成冲突的是，当代社会中通过教育实现纵向流动的现实空间正在缩小。有经济学家提出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揭示了“社会不公平程度” 与“代际弹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社会越不公平，子代的发展越取决于父代的发 展。研究表明，我国代际流动性和代际教育 流动性都呈“倒 U 型”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趋势在城镇和农村人口中同时存在。对于20 世纪 30～60 年代期间出生的子代，其代际流动性和代际教育流动性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对 60 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代际流动性和代际教育流动性则持续下降。

　　这个现状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在“教育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影响下， 人们更加急迫地想要挤进日益狭窄的上升通道，更加重视教育的作用，将教育看作改变命运的唯一“低成本”工具。这种认知造成了 “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转变为社会对教育的工具性追求，人们尽一切可能实现教育社会功能的最大化。将教育作为获取新身份和地位的工具的社会认识，构成了教育功利化的观念基础。

　　（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收益的追逐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市场化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60%。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造成了流入地和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城挤、乡空、村弱”的基本现实。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造成了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呈现出 “市场化”的特征。

　　“名校效应”与“学历歧视”的社会风气 共同加剧了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公共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促使有条件的家庭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在一项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中，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参与率高达 48.3%，年人均费用 2697 元。其中， 年消费支出最高 5%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 14 372 元/年，是最低 5%的家庭生均支 出（710 元/年）的约 20 倍。

　　家庭教育投入必然追逐教育收益泛亚电竞。优质教育资源具有高回报率。已有研究表明，拥有名校文凭的毕业生收入更高，且随着时间 增长收入差距加大。2019 年，中国薪酬网公布了“2018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 “双一流”名校毕业生占据着榜单的前列。名校毕业所带来的未来效益促使家庭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优质教育资源上，投入越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回报率期望就越高。

　　家庭在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市场化行为。市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介入，改变了公共优质教育资源的单一供给。这一方面缓解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紧张，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家庭条件” 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受家庭条件的影响，加剧了优质教育 资源分配的“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成为一种不断增加教育投入的功利化行为。市场供给与家庭教育投入之间的供需关系，导致了家庭教育收益 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之间形成了一种功利化的逻辑关系，教育功利化在这种关系作用下愈演愈烈。

　　（三）教育中的“唯”导向机制迎合了社会需求，产生了教育与社会共谋的循环，造成 教育过程简单化

　　当前教育中存在着“分数”、“升学”、“文 凭”、“论文”、“帽子”的“唯”导向机制，使得教育实践偏离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中的“唯”导向机制符合了社会对教育认识的工具化观念，同时也迎合了教育评价简单有效的社会需求，社会进而回馈以教育资源，二者形成了一个共谋循环。人们的“唯”导向行为程度越高，所得到的社会资源越丰富，从而助长了将教育作为工具抢夺社会资源的极端功利行为。

　　教育与社会的共谋循环，使得“唯”导向机制在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选用上形成了一条简单化的逻辑线索，教育实践被简单化为基于知识学习、考试分数、优质文凭的人才培养过程。学校、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行为变成了一种追逐“分数”、“升学”、“论 文”、“帽子”的功利化行为。用人单位的人才 评价和选拔也变成了一种唯“文凭”、“论文” 和“帽子”的“简单粗暴”的筛选。结果就是， 学校教育竞技化，政府管理指标化，政府、高等学校、企业选用人才标配化，学校间人才流动“消费化”。教育功利化在这条简单化的逻辑线索上，在教育与社会的迎合与反馈的循环中得到强化。

　　（四）“剧场效应”破坏了教育规则，提升了教育竞争门槛，教育主体被教育功利化倾向强力裹挟

　　教育功利化是一种持续性和群体性行为。从众心理促使个体行为持续功利化，程度不断加深。这是教育功利化形成机理的行为层面。从实践层面而言，教育功利化是一种持续的攀比行为倾向。个体一旦进入该 “场域”，必然受到实践中“惯习”的影响， 使得个体行为表现出攀比性和功利化倾向。尽管个体认识到功利化行为的不良后果，但是他们会从当前教育的体制机制等方面来为自己这种不合理行为寻找合理依据，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功利化。

　　“剧场效应”破坏了教育规则，不断提高人们获得成功的门槛，加剧个体间的竞争。个体在群体中容易受到较强的暗示，使其进 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常常会做出一些同自己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个体在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随着竞争门槛的提升而盲目地加大教育投入，加剧了教育功利化的程度和强度。“文凭”是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高等学校、政府、企业在人才选用中主要依据文凭的级别。人们通过抢占优质资源、超前教育、加大学生学习负担等方式来获取优质高等教育文凭。随着门槛的日益提高，竞争也日趋激烈。“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是教师或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人们不断增加论文数量、提升论文级别以实现竞争胜利。“帽子”是人才流动的重要依据，并且“帽子”与人才待遇挂钩，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 “帽子”数量和级别的竞争。

　　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被裹挟，为避免教育失败，不得不参与这种异化的竞争。在实践 “场域”中，受“惯习”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其功利化行为和倾向不断地再生产，愈演愈烈， 越陷越深，越深越陷，不能自拔。

　　教育功利化倾向不是中国现阶段独有的问题，从国际视野看，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其特定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体系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教育功利化倾向并在近年呈现扩展和强化的态势。

　　国际研究界通常将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影子教育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高度重视考试和升学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由来已久。例如， 韩国和日本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普遍超 过 60%。2000 年以来，影子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呈现膨胀趋势。2005—2014 年，英国接受过课外辅导的学生占比从 18%上升到 23% ，而伦敦地 区这一比例则已经达到37%。美国有 14%～21%的高中生在学术能力评估测 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SAT）或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 ACT）前会参加课外补习课程。即使在没有课外补习传统的北欧国家，近年来影子教育也在扩张之中。总体而言，在以选拔性考试为主的教育体系中，以及在教育的个人经济收益率更高的国家和地区，课外补习也更为普遍。

　　影子教育的全球膨胀受多个因的素影响。一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影响下，民众越来越相信教育的投入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二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性的学业测评和教育排名的发展助推了影子教育。即使在没有突出竞争文化传统的西欧和北欧国家，近年来政府和媒体也都高度关注本国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等测评中的表现，这对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心态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是部分国家影子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停滞背景下促进消费、增加教师收入的需求相关。与基于兴趣的校外学习和特长培养不同，影子教育是学校教育内容在校外的延伸，其主要目标是提升学生在校学业表现特别是在关键考试中的成绩。这种与考试成绩的绑定强化了学生和家长的短视行为，也容易引发盲目的攀比，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和焦虑情绪，进而加剧教育的功利化问题。

　　“过度教育”（over education）最早是经济 学家对美国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时提出的概念，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过度教育突出体现在个人、家庭和雇主对高等教育学位和文凭的过度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不足，技能与岗位需求错配以及教育收益率低于预期等问题。过度教育凸显了学历和文凭的工具性价值，引发盲目地追求高学历，以及就业市场上文凭的“水涨船高”，进而引发普遍的功利性行为和教育焦虑，也造成 了社会教育资源的浪费。

　　美国是过度教育问题较为突出的国家。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 80%，但研究显示，自 1990 年以来，有38%～ 49%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事实上在从事着并不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在毕业十年后，这一比例还有 30%。并且近年来，这一趋势还在扩大。由于美国大学生普遍以贷款方式支 付大学学费，毕业后数年乃至数十年无法还清贷款的情况普遍存在。2004—2017 年，美国学生贷款债务从 2600 亿美元增加到 1.4 万亿美元。平均债务水平达到 3.8 万美元，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但美国民众依然认为，更高的学历将更有机会带来好的工作和经济收益，雇主也更倾向于招收大学毕业生。相关数据也显示，有大学学位的人平均收入高于没有大学学位的人。这使得“追求大学文凭——以贷款支付高等教育成本——就业不足、收入低于预期 ——长期背负贷款债务”在美国成为一个难 以解决的问题链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家庭的教育焦虑近年来在主要发达国家也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突出体现为 “密集教养”（intensive parenting）成为一种主流的教育文化。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和儿童早期发展研究的理论进展，在美国等国的中产阶层家庭，一种以孩子为中心、专家指导、情感投入、劳动密集和经济昂贵的育儿方式逐渐成为主流。这种教养方式结合了权威型教养和专断型教养的特 征，父母倾向于在子女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干预，在幼儿早期照管、兴趣培训、课外补习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增加精力、时间和经济投入。这种“密集教养”原本是上层阶级和高收入家庭维护家庭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但现在却在整个社会蔓延。有研究者对美国 3642 名家长进行调查发现，不同阶层、 种族和收入水平的家长普遍都认同应当以更昂贵的方式养育子女。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经济焦虑是“密集教养”方式背后最重要的动因。西方各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放缓，未来前景不确定性增加。相比于战后“婴儿潮一代”，今天的家长普遍对子女能否在未来保持经济地位或者实现阶层跃升抱有极大的怀疑，只能通过增加育儿和教育投入来作出努力。网络时代公共媒体的大肆渲染和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焦虑。而影子教育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蔓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发达国家这种普遍教育焦虑的存在。

　　在发达国家，教育功利化也带来一些极端的问题。一方面，对文凭和学历的过度追求引发造假和违法行为。2019 年初，美国爆出名校招生丑闻，数十名家长为了将子女送入顶尖名校而花费数十万美元贿赂考官和高等学校教师，伪造子女学业或体育特长成绩， 其中不乏企业高管、律师和演艺界名人，暴露出家庭教育选择的极端功利化以及名校招生制度中的漏洞。在德国，2010 年以来包括前联邦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政治人物被查出博士学位论文抄袭，凸显了在这个具有良好学术传统的国家同样存在极端追求文凭和学位的工具性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中的绩效评估也催生了一些功利化的造假行为。美国联邦政府在 2001 年颁布《不让一个 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本意在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但该法案规定公立学校能获取的资助取决于学校在全州标准化统考中的表现，为此，很多州进一步将统考成绩与教师的工作评估和绩效薪酬挂钩。2005 年，德克萨斯州出现了因教师作假和“放水”而有 400 所学校学生成绩“”的丑闻。这也说明，在教育系统中过度夸大绩效评估、问责制和市场化的资源竞争和激励机制容易催生功利化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教育功利化倾向不仅是中国存在的特殊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普遍的现象，所不同的只是教育功利化倾向表现的方面和程度。可以说，教育功利化倾向是全球教育共同的敌人，是全球性的教育危机。如何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如何促进人才多元发展，如何更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

　　教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是嵌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的发展需要教育的智力支撑，科技的变化为教育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人口的变动影响着教育资源的配置。未来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教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提出了挑战， 也提供了机遇。

　　（一）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创新型人才，功利化倾向的教育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

　　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将更明显，新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兴起为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进程的加速提供了契机，新兴经济体将持续崛起。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全球竞争力和创新 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自主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未来产业转型的动力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人 力资本的升级，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支撑，但功利化倾向的教育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造成严重阻碍。

　　第一，经济转型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产业技术要实现从“跟随者”、 “追赶者”、“并跑者”向“创新者”和“领跑者” 的转变，需要大量原创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支撑。近两年在国际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我国产业在芯片等一些核心技术 上的“卡脖子”问题暴露出来，凸显了掌握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国家和工业的强大。当前功利化的教育过度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和升学，难以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不利于培养真正热爱科学并具有创新精神的拔尖人才。教育评价中的“唯论文”、“唯帽子”倾向，使得科研环境浮躁，科研人员趋于追求短平快的研究成果和市场效益，而那些时效长、 难度大、出成果慢的基础研究则备受冷落。功利化的教育与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所需的创新精神、潜心研究和甘于奉献的科学家精神格格不入。

　　第二，产业升级需要应用型技术人才的支撑，需要培养工匠精神。产业结构升级对应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人力资本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决定产业结构转化的效率。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紧缺，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急需的工程科技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理工类学生招生降幅过快的态势与同期制造业迅速发展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不相匹配。为了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需要增加技术型和应用型的创新人才培养数量，提高培养质量，特别是要培养在实践岗位上潜心钻研和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育中“唯文凭”、“唯学历”的倾向使得学生更看重学历的门槛效应和市场价值， 而非专注于个人的技能提升，这与技术人才 应具有工匠精神的时代要求相悖。个人职业发展的急功近利，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职业文化和社会风气。

　　总之，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功利化倾向的教育阻碍创新人才培养，不利于突破 性的创新研究，与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相悖， 更与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相悖。为了更好地助力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顺利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势在必行。

　　（二）未来教育需求将随着学龄人口增长而累积，并向城市集中，向中产阶层家庭集中，教育功利化倾向短期内难以缓解

　　未来人口变动将会带来教育资源总量与结构需求的区域差异。学龄人口的变化、教育人口的流动以及中产阶层群体人口的增大，将会影响着不同时期不同教育阶段学龄人口的规模、结构及区域分布，学位需求的变化与教育资源之间的供需关系将会对教育功利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一，学前学龄人口先升后降，各级教育学位需求将波浪式依次达到顶峰，2030 年前教育供需矛盾将达到顶点。教育功利化倾向在短期内恐难缓解，阶段性阵痛还将持续。随着“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短期内我国 出生人口迎来显著增长，达到一定峰值后再趋于递减。根据最新预测结果，全国幼儿园在校生数将在 2021 年左右达到峰值，小学在校生数在 2024 年左右达到峰值，初中在校生数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2035 年后， 各级学龄人口转入不同程度负增长时期。短期内，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位需求依然旺盛，并有所持续。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入学需求增加与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学位紧缺带来的入学竞争压力将会加剧教育功利化程度。这一状况会随着学龄人口的下降有所改善， 但阶段性问题依然存在。教育资源配置既要考虑短期入学需求旺盛的问题，又要考虑长远入学需求呈现稳定或递减的趋势。

　　第二，区域间和城乡间人口迁移流动下降，城市间和城市内部流动增加，教育功利化将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人口流动会影响地区的教育需求。研究表明，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增速趋于放缓，城市间和城市内部流动增加，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趋于稳定。随着金融、贸易等高技能 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未来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将吸纳更多流动人口，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考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的状况，未来超大城市、Ⅰ 型大城市随迁子女净流入态势更明显。各大型城市普遍存在超规模随迁子女，小学段承载压力高于初中段。人口流动将加剧部分城市教育资源紧张，流入地教育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既要满足本地学龄儿童的教育需求，也要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足够的入学机会，市辖区教育资源承载力将面临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城市的教育功利化问题将会在这些城市更加集中。

　　第三，中产阶层人口群体将越来越壮大，优质教育需求和投入呈现双增长态势，教育功利化倾向将进一步向中产阶层集中，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程度将更为加深。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白领职业的数量不断增长，而农民和工人等蓝领职业相对减少，这一过程导致社会中产阶层日益发展壮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020—2035 年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将提高至 30%～50%，中国将逐步形成橄榄型的社会分配格局。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未来中产阶层将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白领阶层积累了一定的职业地位、社会声望、财产和社会影响力，对社会环境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对教育也有更多的期待。中产阶层大多都是通过教育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随之对于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也有同样高的要求，希 望子女通过获得优质的教育维持自身的社会阶层。随着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获得更好教育的需求将更加旺盛，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这背后的代价将是教育功利化的延续。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利好，但对教育则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三）科技变革能够改变教育方式，扩大教育资源，重塑教育评价，有望使教育功利化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 兴起，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迈向人机协同、跨界 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信息技术在教 育中的普及和渗透，不仅为教育教学提供了 新工具和新手段，也将极大地改变教育理念、 教育方式和教育形态，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 新的可能，有望使教育功利化倾向得到一定 程度缓解。

　　一是改变教育方式。利用新技术拓展教 育的时空界限，使教育不再局限于校园，形成 学校与社会的多元互动格局，实现高质量的 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智能服务，推动教育流 程再造，使泛在学习、深度学习、自适应学习、 混合式学习、人机交互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 成为常态，进而构建一种灵活、开放的个性化 教育生态体系。这将推动教育评价重新审视 标准化考试的价值，更加关注复杂的高级认 知技能和隐性的非认知学习成果，把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评价教 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二是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大数据技术采 集、汇聚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开放资源汇聚共 享，建成互联互通、人人享有、覆盖全国的数 字化学习环境，为各级各类学校和全体学习 者提供适切的学习资源服务，满足学习者、教学者和管理者的个性化需求，突破常规手段 难以解决的教育均衡问题，逐步缩小区域、城 乡、学校之间的差距。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基础上，破除“分数至上”的评价导向，走出 “谁先减负谁就利益受损”的困境，引导学校 不用单一标准评价学生，把品德、行为习惯、 身体健康和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纳入评价指 标，努力呈现学生成长的整体面貌。

　　三是重塑教育评价。建立更加立体的教 育评价体系，利用学习分析、学生画像、教育 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为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 的标准，将“千人一面”的标准化考试变成“多 一把尺子”的个性化评价。评价目标从以甄 别选拔为主转向以改善学习、促进学生发展 为主，评价内容从单纯对知识的评价转向“知 识、能力和情感态度”并重的综合性评价，评 价方式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数据化，评价结 果更加精准化、全面化和客观化，更加关注学 生的成长动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扭转我国教育功利化倾向势在必行，但这必将是一个复杂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任 务。基于前述分析，我们仅从改变社会教育 观念、变革教育结构体系、加强城市教育治 理以及增强“府际学习”能力等方面提出宏观 对策思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 制。教育系统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加快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落实情况看，从 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看，有两点认识需要进 一步澄清：一是在“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中，“教育”是大教育，不只是教育系 统的“教育”；二是在“系统化落实”中，“系统化”一方面指教育中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指学校、家庭、社会同频共振。

　　为此，需要将立德树人理念从教育系统拓展到全社会，升级全社会教育观念，把不同 主体的教育观念统一到立德树人上来。政府 部门要扭转“教育 GDP”政绩观，遏制锦标赛 制、绩效主义、经济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泛化， 坚决破除以分数、升学率等代替教育质量评 价的做法。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 出台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多个文件，要求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家长参与、学校组织、社会支持的家庭教育工 作格局”。但家庭教育工作的落实存在形式 化、碎片化、两极化等问题，长此以往有可能 成为加剧社会分层的中介变量。应深化家 庭教育，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机制，转变家长教 育理念。全社会要建立人才分类评价标准， 丰富评价工具与手段，坚持凭能力、实绩、贡 献评价人才，并确立相应的待遇，真正构建与 完善新时代条件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营造“行业可以不同、 文凭可以不同，但人格尊严、公民自信必须相 同”的社会文化。同时加强教育科研成果转化，向全社会普及先进教育理念。

　　结构决定功能。一个国家的教育结构体 系，关乎其“国家教育能力”和“国际教育竞争 力”。教育功利化倾向，与优质教育的“总量” 有关，更与教育体系的“结构”有关。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规模，是这些年一直在做以后也 还要继续做的。但变革教育结构体系，需要 引起更大的重视。

　　为此，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思考 如何完善教育结构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 搭建一个纵向有衔接、横向有沟通、进出有弹性的立交桥式的教育结构体系，打破唯学历 和一次性教育的制度障碍，从而服务全民终 身学习。从纵向看，主要是加强不同学段之 间的实质衔接，以核心素养为主线，明确各学 段螺旋递进、有序衔接的培养目标，加强课程 体系的衔接，完善招生考试评价制度，避免 “学段保护主义”。从横向看，主要是加强各 类教育的充分沟通，重点是高中阶段在后普 及时代，在强调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提升 职业教育质量的同时，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 教育的课程、学分、资源的充分沟通；加强中 学后第三级教育之间的充分沟通和统筹发 展，加快建立学分认定、积累与转换机制，建 立与完善校际转学制度与转专业制度。从进 出看，主要是增强教育结构体系的弹性，以学习者为中心，实行完全学分制，建立灵活开放 的终身学习制度。另外，教育结构体系内部需要有竞争，突出特色化发展，以增强体系活力，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需求。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教育功利化倾向的重灾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人口逐渐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中城市集聚。未来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升， 并且重心由“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 化”，其内涵之一是使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有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挤、乡空、村弱”的教育格局难以改变，城市教育资源将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城市人口的教育焦虑。同时，优质资源数量不足、分布不均使得家庭的教育培训支出越来越昂贵，加剧了中产阶层的焦虑，而中产阶层又是扩散教育焦虑、引导社会舆论、加剧教育功利化倾向的主要群体。

　　为此，在坚持城乡一体化、重视乡村教育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并加强城市教育治理，把放慢城市教育节奏、缓解城市中产阶层教育焦虑提上议事日程。一是加强城市教育学位预测与供给。综合城市产业、人口、环境、 引人政策等多种要素，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有效预测城市人口流动趋势，科学分析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研判学位需求。做好学校规模、布局以及教育投入的规划和调整，保证学位充足供给。积极探索流动人口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不同层级的城市依次落实流动人口入学问题。二是推动城市教育实质性均衡发展。推动城市内学校办学标准的统一，推动公办、民办教育同步协调发展，实现起点公平。真正落实集团化办学、名校办分校等措施，推动集团整体、名校与分校整体水平的提升，加大优质资源供给。通过名校长与名师的流动、加大课程的信息化与网络化等措施，带动城市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尤其是注重在城市内部中心城区与近远郊区内实现资源“空间匹配”，消除个别区域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教育资源承载力过大现象。三是要运用好校外教育的补充作用。在坚持办好学校教育、提升家长和学生信任感的同时，要意识到校外教育的常态化、合理性及其影响，更好地利用它来弥合教育参与和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同时加强对校外教育机构的治理，更好地发挥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补作用。鼓励学校、 图书馆、文博院所、科技协会、社区学院等机构提供普惠性质的学生照管、学习辅导和特 长教育等服务，缓解家庭的教育培训支出压 力，促进教育公平。

　　为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不可谓不多、不全、不好， 因此，执行就显得特别重要。国内外经验表明，政策执行有“最先一公里”未必有“最后一公里”，在效果上可能是正向也可能是逆向。加之我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城乡间、区域 间、学校间还有差异的教育大国，因此，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加强“ 府际学习 ” （inter-governmental learning）能力建设，既避免 “上下一般粗”，又避免选择性执行，更避免 “鸵鸟现象”。

　　为此，一要化解顶层设计与基层运行的冲突，深刻理解基层教育依靠教育惯习、当地社会文化和地方政府考核评价运行的逻辑， 寻求政策创造性落地的平衡点。二要化解普遍要求与具体实际的冲突，把握地方特点、学校条件和学生基础，守住国家政策的“魂”，找到地方落实的“形”。三要化解政策部署与条件支持的冲突，同步抓好配套条件保障，特别是抓好执行人的保障，培育一大批教育改革者队伍。同时，要发挥教育督导功能，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督导评价，把因地制宜的教育政策执行作为重要评价内容。

　　作者：中国教科院课题组（课题组组长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崔保师，课题组成员有：邓友超、万作芳、李建民、黄晓磊、秦琳、翁秋怡、曹培杰、杜云英）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9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委托项目“‘破五唯’ 教育评价改革研究”（项目编号：GYG12019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