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电竞2018年9月，习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现在，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办学中的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更严重的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对的，但又在沿着这条路走，越陷越深，越深越陷。2021年5月，主持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他再次强调：义务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功利化、短视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日益严重的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基础教育生态，已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最大“毒瘤”。

　　加快解决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问题，全面修复教育生态，保障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了加快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议在全国开展“清理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全面修复教育生态”专项治理行动，着重聚焦清理以下七种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

　　一是宣传、炒作、重奖高考升学率行为。一些地方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直接与片面追求升学率、“北清率”划等号，甚至妄言“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抓高考就是讲政治”；有的县拿出三四千万重奖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的学校，县重点中学老师每年的高考奖励甚至超过了一年正常的工资收入，导致教师们的工作重心都在围绕提高高考成绩、如何多拿高考奖励而运转。这种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导致当地的教育只顾当下，不管长远；只要成绩，不管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必须严禁各地政府再念“清北率”“一本率”的紧箍咒，把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总体方案》强调的“三个不得”“一个严禁”，作为教育管理的“红线”和“高压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触碰，否则一律予以严惩。

　　二是“唯成绩”“唯升学”的教育政绩观。有的县区，教育主管者一门心思抓考试成绩、抓中高考升学政绩。平常千方百计诱导教师加班加点，周六组织学生上课，搞得教师们压力山大，教师教育事业的幸福感、尊严感、意义感丧失殆尽。为了在全市争中考成绩第一，将全区学习差的学生劝退，不要参加中考……。这种违规竞争的做法，加剧了地方教育的恶性竞争，极大地助推了功利化、短视化教育。

　　三是违规争抢中小学生源行为。有的重点高中，通过所谓合作办学、集团化办学，从小学、初中就大抢生源；有的小学、初中与校外培训机构联手，把培训成绩作为录取依据；有的所谓省市名校、强校费尽心思掐尖招生，不遗余力抢挖优秀教师，打造区域“教育霸主”，成为所谓超级中学，形成一定规模的教育垄断；还有重点高中采取非常手段，用高额奖金吸引优秀学生前往就读。凡此种种做法，加大“内卷效应”，放大教育焦虑，是破坏区域优质均衡发展、严重恶化教育生态的重要推手，必须予以根除。

　　四是各种教育抢跑、提前结束课程备考行为。不少学校不按照国家规定课程课时安排教授新课，校外培训机构教到哪里就从哪里教起，这种行为严重助推“超前学习”行为；有的初中学校提前一年、高中学校甚至提前两年时间结束新课，用于中高考复习备考，导致大量学生跟不上教学节奏，成为所谓的“差生”。对中小学超前教授新课、提前结束国家课程，围绕升学考试科目长时间重复训练、复习备考的行为，国家必须严厉禁止、严肃查处。

　　五是不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的行为。有的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对国家课程方案的执行采取选择性态度，只重视考试升学需要的文化科目的教学，即有利于追求升学率的课程，就大量地增加和加强，而与升学考试没有直接关联的课程和科目就被边缘化、弱化、虚化。特别是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经常要为升学考试科目让路，随时不开、少开、停开这些课程。一些学校为了迎接各种检查，搞阴阳课程表，对孩子的教育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六是在寒暑假、法定节假日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行为。有的地方、学校缩短国家法定的中小学生寒暑假时间，初中、高中学生双休日只休1天，晚上在学生自习时间上课，等等。这种做法，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剥夺了学生的正常休息权、自主学习权，也破坏了学生参加校外社会实践和家庭生活教育的权益，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七是严重剥夺学生正常睡眠的行为。不少地方的高中学校5点、5点半就让学生起床；不少地方中小学存在组织学生在国家正常课程上课前到校进行早读现象；不少地方校内减负不到位，学生家庭作业量仍然过大，晚上11点、12点才能休息。凡此种种，导致中小学生睡眠严重不足，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

　　一是将清理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作为“双减”改革建立良好教育生态的突破口，国家集中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二是国家出台《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专项治理行为具体表现清单》，各地、各部门、中小学对照专项治理行为具体表现清单，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切实做到令行禁止。

　　三是把清理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的成效，作为考核地方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业绩和中小学校长、教师工作评价的重要内容，对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严重、清理整顿不力的地方、部门和学校主要负责人予以严肃问责。

　　四是专项治理行动结束后，相关治理任务纳入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督导的常规内容，并作为一段时期内督导检查的重点内容。

　　近日，多地民政部门公布的2022年度婚姻大数据显示，各地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基本接近30岁，而杭州、扬州、常州结婚登记平均年龄都超过30岁。

　　关于婚育延迟问题，政协委员贺丹建议小学教育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2月2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决策大数据实验室预测，到2035年，我国0—17岁低龄人口存量将比2020年减少1亿人，届时教育资源支出会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需要前瞻性考虑人口变动的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何要缩短基础教育年限？记者注意到，贺丹在此前的两会建议中给出原因。

　　贺丹说，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的7.6年提高到2010年的8.8年、2015年的9.1年。泛亚电竞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从1978年恢复高考时的85.6万扩张到2019年的3031.5万。毕业难、就业难、落户难（特大城市）等因素影响下，传统的“成家立业”已经转变为“先立业后成家”，女性结婚年龄不断推迟。

　　贺丹强调，医学上认为30岁之前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本科、研究生毕业大约在22岁、25岁左右，即使毕业就结婚，考虑到2年左右的初婚初育间隔，意味着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处于最佳生育时期的年限仅有6年和3年。

　　婚姻推迟还带来高龄生育风险，不利于母婴健康，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还会降低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可能性。

　　一是加强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支持大学生适龄生育。在中小学开展适应各年龄段特点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在大学广泛开展 “我青春，我健康” 同伴教育活动。建立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学校—家庭—社会”生殖健康教育体系。将大学生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为生育的大学生提供医疗保障和生活津贴。

　　二是缩短学制，缓解学业与生育的矛盾。将小学、中学教育年限由6 年缩短到5 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使大学毕业生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延长2年。同时，通过强制义务教育避免贫困地区低龄女性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育阶段，保护其身心健康。

　　三是推行学分毕业制，增加高等教育时间的灵活性。借鉴国际经验，入学满2年后修满学分的学生可以申请毕业，摒弃以往完成学制要求年限后才可毕业的硬性要求。对于因结婚、生育、实习等无法在学制时间内修满学分的，提供便捷的“休学-复学”机制，适当将修满学分的年限要求放宽到8年甚至10年，为有生育意愿的女大学生提供政策制度便利。

　　四是取消部分地区落户和招聘中对“应届生”的硬性规定，促进有生育安排的女大学生就业。将“应届生”身份保留年限从当前的2年延长到5年甚至取消，打破当前“毕业-就业-成家”的模式，鼓励女大学生毕业后根据自己意愿安排生育，为生育后的女性就业提供平等竞争机会，推动女性适龄生育。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每年的全国两会，教育话题都是人大代表、泛亚电竞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两会”是党的二十大后，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大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凸显了教育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分量。可以预见，今年的“两会”代表们将更加聚焦教育领域的改革问题。那么，有哪些教育议题会出现呢，我们一起来看——

　　今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拟提交《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教师负担的提案》，建议对要求教师关注的公众号、网络平台，以及需要教师参与完成的点赞、转发等工作进行全面清查，整合网络管理资源，减少教师参与频次、避免重复参与，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

　　民进中央认为，为减轻教师负担，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依据文件精神出台了相应政策，但教师负担问题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很多教师仍然承担着繁重的责任和压力。

　　“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教育的发展，而乡村教师的素养直接决定了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春季学期伊始，一安排完校内工作，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臻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漳州市的多个农村，就乡村教育师资水平开展调研，梳理提炼即将带上全国两会的提案。

　　从教35载，乡村教育一直是兰臻最关注的议题。“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只有帮助更多青年教师成长为优秀教师，才能让山里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但兰臻也发现，仅凭送教下乡的方式来改变乡村教育现状十分有限。在她看来，教育要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需要从物的建设转向人的发展，从名师资源培养、学校文化构建等方面为乡村教育注入活力。

　　兰臻对26所乡村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一半以上学校未配齐配足专任教师，部分教师一个人要承担4门以上的学科教学。部分学校还存在教师专业素质有待提升、教师队伍不够稳定、教师结构老龄化等问题。“所以这次我关注的教育问题包括建立城乡师资交流机制、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兰臻说，她将把基层调研的实际情况和对促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所思所想，扎扎实实写入提案，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教育队伍素质和推进乡村教育发展大力鼓呼。

　　在全国政协委员高新波看来，新时代高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因此,高校要重点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的提案就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关。

　　“我注意到，去年全国两会，至少有17个提案涉及到青少年心理健康。”高新波说，作为一名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同时也是高校校长，他非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能到了大学才重视。”高新波说，他建议构建一体化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在他看来，大中小学三个阶段，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原因和表现都不一样，比如小学可能是因为校园霸凌、初中是早恋问题、高中是青春期叛逆、大学是学业和就业压力等，泛亚电竞会出现孤僻、抑郁、偏执和对抗社会等不同的表现。

　　高新波认为，心理健康问题必须从小干预。首先，让孩子养成一个遇到心理问题，主动寻求帮助的习惯。同时还要构建专门的服务队伍，动员学校、家庭、医院、政府组成矩阵式的联动机制，及时进行干预。从小学到大学期间，为学生构建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在德智体美劳课程里面，融入心里健康教育，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今年我准备围绕落实教育法，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保障中小学办学自主权等方面提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杨建德根据来自一线的社情民意说，“学校招聘难、经费没有得到有效使用、教学方法创新难。”杨建德在许多学校开展实地调研后，校长、老师向他吐露心声。“我建议，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中，应把人权、财权、事权下放给改革学校，充分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准备提交一份关于“社区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的建议。

　　“这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就好比我们的社区‘门诊’，邀请退休的、在职的教师来‘门诊’提供专业指导，家庭教育中存在什么问题就来‘门诊’咨询专业人士，寻求专业帮助，促进家庭和谐。”刘希娅解释，在社区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需要政府来统筹，整合把关各方资源，真正架起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桥梁。

　　“关起门搞教育是行不通的，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管，才能真正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护航。” 为了凝聚更多共识，刘希娅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发声。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她陆续开通“希娅分享”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号、百家号、头条号、抖音号，发表“两会”相关内容，累计阅读量近6000万人次。

　　如今，她的自媒体平台全网粉丝累计已近100万。翻看她的自媒体平台留言，可以看到网友们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关注教育、关注未成年人成长。”刘希娅说。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高金凤来自基层，多年来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今年两会，高金凤最关注的，是“隐性辍学”的问题。

　　高金凤在工作中发现，有少部分学生因学习动力不足、学习习惯不好、家庭教育缺失等原因，出现“人在心不在”、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的情况。为了提出的建议更精准，高金凤进行了深入调研。她发现，在部分农村学校和城乡结合部学校中，初中有10%-12%左右、小学和高中分别有2%-5%左右的学生处于“隐性辍学”状态。“这势必会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削弱教育教学质量，甚至给家庭带来痛苦，是亟待全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高金凤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建议，全社会尤其是学校亟须建立“有差异无差生”的评价观念，重塑教育生态，实现“育分”向“育人”的真正转变，营造“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氛围。要将“隐性辍学率”纳入教育督导评价指标，促进学校建立包容多元综合教育评价机制，积极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高金凤希望由教育部统筹推进，建立“隐性辍学”学生动态数据库，以便学校及时实施教育干预。另外，要加大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见效督查力度，鼓励省（市）级推进“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制定工作，让家庭教育切实负起责任，避免家庭教育错位、越位和缺位。以课后服务为契机，进一步探索“家校社”三方联动育人机制，即资源联动、人员联动、评价联动，缓解部分孩子因鲜有成功体验所带来的生活无期待感。

　　“建设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还存在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彰显不足、产教融合深度不够、部门协同合力不强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蒋鹏举虽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作为制造业发达市的副市长，当地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针对如何增强职业院校招生吸引力的问题，蒋鹏举认为，可考虑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认知和体验教育，在高中阶段实行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学籍互转，深化职普融通。拓宽“中职—高职—职本—专硕—专博”贯通的职业教育升学通道，支持办学质量好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联合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应用型高校，试点开展专业硕士、博士培养，让毕业生既有高学历、又有强技能。

　　从用人需求出发，蒋鹏举建议国家打造“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校企合作对接所需的技术、人才、设备等信息服务，方便学校与企业开展合作；探索建立更加体现产教融合办学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在进行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时，强调产教融合深度与质量；支持学校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从政府层面，蒋鹏举提出，科技、工信部门在支持企业技改、泛亚电竞新技术新产品推广中，应将校企合作资源投入情况、学校人才培养参与情况、教师企业实践支持情况等作为评价指标；税务部门可加大产教融合型企业税费减免力度和覆盖面，进一步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来源：文章转自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北京青年报，来源于中国政协报、大洋网、成都日报、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