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电竞近期，两办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

　　一要“新建一批”优质普通高中，增加高中学位供给。二要通过集团化办学、“组团式”帮扶、部属和省属高校托管帮扶县中等，扩大优质普高教育资源总量。三要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职普融通；四要“扩容一批”，有序扩大优质普高招生规模。

　　近日，界面教育邀请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学大教育（000526.SZ）集团创始人兼CEO金鑫，探讨中考普职分流、高中学位供给、职普融通、县中教育等问题，从学界、业界来解读上述两个文件以及释放出的信号。

　　教育部出台的文件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回应家长的中考分流焦虑，现在高考压力没以前大，多地普职分流比例在“四六”甚至“五五”开。扩大高中招生规模、增加综合性高中也回应了家长的要求。

　　这也适应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按56%的大学入学率计算，每年大学招生人数除18岁人口数量，比例高超70%。这种情况下，中考分流就要多做考虑，文件指向非常明确，即减少分流压力，扩大普高的招生范围。

　　金鑫：这几年国家并没有强调职普分流，而是说职普协同发展，“大体相当”并没有严格的按照“五五”比例。综合高中是未来发展方向，能让初中生的毕业选择更多元。

　　姚洋：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大家就会选择普高，职高办成综合性高中也是一个方向，会大大降低分流压力，所以是利好消息。如果我来提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除了部分重点的学术性高中外，其他高中都应办成综合性高中，让孩子学技能。

　　过去，一想到工业就想到了流水线，这种观念已过时，流水线工人连中学文凭都不需要，三个月都能上岗。如今国内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已发生变化，我们要培养孩子面向未来的技能，循序渐进引入技术型的实操课程，职业教育还要下沉到初中、小学。

　　姚洋：不应该定比例，应该让孩子、家长自己去选择。只有取消职普分流，让孩子发挥天性，自由选择，才能百花齐放。

　　因为定比例，大家就容易“卷”分数，现在初中有一年的时间在复习考试，对孩子是摧残。我担心这种模式的考试，会泯灭孩子的创造力，长期来讲极其不利。

　　界面教育：最近，北京的家长圈盛传初二将小四科（生化史地）改为合格毕业考，不计入中考，这与政策导向是否有关？

　　姚洋：北京改革是非常好的方向，也回应了家长的要求、教育界的呼吁。因为去年北京降低八科的中考难度，导致大家卷分数，分数非常接近，学生要上人大附中丢五分都不行。卷成这样，已经失去了教育的意义。取消“小四门”，也是回应社会的需求，回归教育本质。

　　界面教育：北京有五所学校试点部分名额“免中考”，学生可通过摇号、登记入学高中，未来国内是否会逐步取消中考？

　　姚洋：北京市的探索非常好。北京分流压力小，绝大多数孩子都能上普高，希望将来全国都应该做到。现在以考试为主的选拔机制，必须得改，这会扼杀整个中华民族创造力。

　　金鑫：北京试点登记入学，但在其他地方困难较大。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普高录取率较高，中西部省份普高录取率相对低。要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教育体系，就要考虑到城乡差距、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校际差距，甚至北京市城区跟郊区的差异也很大。

　　现在重点高中的导向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很多大学跟中学衔接，“大中衔接”后，很多大学把课程、实验室放到中学。

　　未来，普高、中职会朝职普融通的综合高中发展，中考不那么卷。到2025年，职业本科的招生规模不低于参加职高升学的10%，也是中职学生的发展路径之一。

　　姚洋：大学教育对好高中下沉无可厚非，某种程度上应该鼓励，因为很多聪明孩子读12年其实是浪费，就像美国有AP课程就是大学内容。

　　但会出现极其不好的现象，一些大学的特殊班招生已经下沉到初中毕业生。科大少年班办了45年，实际上是不成功的。除了数学，其他方面不需要超前培养。特别是中学跟进入好大学挂钩后，会卷得更厉害。

　　金鑫：现在职业教育政策变化比较大，中职定位从就业转为就业和升学并重，国家也打开更多升学通路。过去一年多，围绕着中等职业学校，包括职高、中专、技校，学大教育收购托管、合作的中等职业学校大概有十多所。

　　相较普高，目前中职学校的课程、师资、硬件和环境等各方面比较薄弱，学校管理水平欠缺，部分专业设置较落后，如电焊、传统汽修，美容美发，未来从事的工作相对低端。我们围绕着国家政策，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息化创新等领域，跟产业公司共建专业。

　　今年5月，我们在大连收购了通才计算机学校，联合了头部产业集团推出“微电技术和机械制造”专业，国内中职很少开设这个专业，因为门槛高，专业核心课的建设和师资要求大，但它有助于学生升学、就业。

　　金鑫：中等职业学校的师资、管理班子待遇不高，要建立待遇和奖励机制，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界面教育：过去十年，国内累计有三千多所中职“消失”，2009年以来，每年中职招生人数都在下降。综合性高中会是中职学校的出路吗？

　　金鑫：过去几年中职学校数量在减少，因为很多历史沉淀下来的学校本身就“空挂”了：没有学生，或规模非常小。

　　《职业教育体制培优行2020-2023》提出，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要整合“空、小、散泛亚电竞、弱”的职业学校，很多学校合并或者注销掉。去年底，《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对中职学校有了明确的硬件、环境、资产、规模等规定，也导致很多学校关停并转。

　　虽然综合高中是中职发展的方向，但还处于探索期。学校数量较少，更多的是在职业高中里开设了几个普通高中班，理想中的综合高中，普职完全融通，不分职高班、普高班，学习内容一样，文化课、专业课、技能课、社团都要开足开齐。通过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优化教育评价机制。最终，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职业高考或者普通高考。

　　姚洋：发展综合高中有多方面意义：一是从培养学生的角度，二是回应家长、学生的教育需求。现在职业高中成了失败者的标签，如果把职业高中直接变成综合性高中，撕掉职高标签，综合高中办得有特色会真正地出人才。

　　二、三线城市的职业教育分流比例非常高，“掐”得很死，家长非常焦虑。很多14、15岁的孩子就面临人生抉择，如果读综合高中泛亚电竞，仍然保留读本科的权利，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焦虑。宽松的环境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如果要推进综合高中，还需配套措施，改革高考录取，开放更多的本科报考名额。

　　目前，本科对于职高生的开放名额有限，比例很低。一些省份只开放5%的本科报考名额，扩大综合高中后，5%就不够了，建议技术类大学干脆就别分名额，所有人都可以考。

　　金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职学生选择升学，这是趋势。尽管职业高考还没有完全落地，但面向中职生的对口单招（由高职院校或者职业本科院校组织的春季高考）报名人越来越多。高中阶段的毕业生都处于17岁、18岁，社会经验各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历练，他们希望可以继续求学。

　　姚洋：现在一考定终身，以考试作为人才培养的唯一标准，这是考试制度决定的。未来，应培养孩子的技术能力，而不是上了职业高中，学生就被固定在某些低端工种。

　　社会对职业教育已经形成了偏见，现在的制度设计导致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未来就是做低端工作，这个必须改变。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职业教育”这个词给它剔除，其实就是技术教育。要走向职普融通、综合性高中，能不能干脆取消所谓的“职业教育”，就是技术教育、技术素养。

　　中国人特别在乎名的问题，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先要正名。一些职业高中可改叫综合高中，除了成才，我们可以再提高要求，办特色综合高中、特色人才。

　　金鑫：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短时间想改变不容易，需要从国家、教育部、学校等各个层面努力。无论是普高泛亚电竞、职高或者综合高中，培养出有能力的学生，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就会改变这一定位。

　　界面教育：“掐尖”为何对县中教育生态有如此大的影响？它是“县中塌陷”的结果还是原因？

　　姚洋：80年代初，我所在的北大班35人，三分之一来自农村或城市贫困家庭。今天在北大如果有学生来自偏远县中，那他就是被“掐尖”进入超级中学，剩下孩子只能留在普通县中，别说清北了，上“985”大学都非常困难，这跟农村基础教育落后有关。

　　“掐尖”对县中造成很大伤害。掐走一部分好学生，剩下的学生难道就不学了吗？经济学上叫“同侪效应”，班上有好学生，就会带动所谓的“差生”，跟谁生活在一起非常重要。家长不愿意孩子上职高也有这个原因。因此，“掐”走尖子生，县中办起来就很吃力。

　　姚洋：最难的是资源分配。现在所有资源都向一、二线城市集中。搞市场经济就得接受这种情况，资源会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流动。

　　现在基本是地方办教育，中央只在特殊情况下保障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完全由地方主导，教育变成一个县的事情，各地差距太大。教育至少应该变成一个省的事情，先在省里拉平教育资源。还要出台政策，鼓励教师回流到县中乡村。

　　金鑫：经费投入不足。县中塌陷可能是全方位的：没有好学生、好校长、好老师，可能是打造超级中学或掐尖造成的。

　　要避免这种情况，首先要给予县中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尤其是对好的生源、老师、校长流失。我同意姚老师说的“同侪效应”：一个好学生才能带动一批学生，一个好老师能激发一批学生，但这种情况在县中越来越少见。

　　姚洋：一步步来，理想是（教育财政权）应该统一到省里头，现在要先在市级拉平，但难度很大。教育经费的拨款还是根据学校等级来划拨，农村学校等级低，生均资源少，收入低，会进一步拉大差距。

　　金鑫：托管模式已在部分省份执行一段时间，还在继续探索。一些职业学校、普通高中以及基础教育学校都有尝试。

　　无论是托管给公办还是民办教育集团，都是有益的尝试。通过集团化办学的优势，调动资源，赋能到薄弱学校，短期能起到一定作用。民办教育集团还有灵活的市场化机制优势。

　　民办教育集团托管要遵循“三不变”原则：产权、国有性质、教师属性不变，即公办老师以及生均经费也不变。但民办教育集团可以派遣校长或骨干学科带头人，制定考核办法，在短期内也能看到比较好的效果。

　　界面教育：过去几年，“寒门难出贵子”、“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热词涌现，这些身份标签似乎反映了中下层青年在教育资源、职业选择都呈现出退缩、主动放弃的姿态；另一方面，城市教育内卷，精英的自我复制竞争加剧，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姚洋：是互相加强的关系，城市教育资源非常充分，而乡村教育资源不足，由于人口下降，撤村并校，农村还面临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小孩子住校，但老师住在县城，孩子受到关注不足，这个过程中很多孩子会被放弃，不好好读书。

　　乡村振兴的重点应该放在人上面，要把教育搞好。未来农村人口要下降，他们进城就意味要提高受教育水平，否则在城市里难以找到好工作，农村教育应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之一。

　　姚洋：想上好大学仍然是大家的目标。高考是国内硕果仅存的比较公平的人才选拔办法。我们也试过提前招生、校长推荐，想迈出这一步，让高考招生更个性化，但总会遇到腐败问题，最终清北、复旦都不做了。

　　我们对入学研究生做过回归分析，最后发现只有两个指标管用：一是母亲的教育水平，二是本科学校，高考是在考智商。我们不需要时时向美国学习，但它的高考制度值得我们研究。

　　还要改革高考的题目、课程设计，增加公平性。例如英语，1982年考大学，英语计入70%的成绩，但现在英语考试越考越难，还有听力口语考试，很明显农村孩子吃亏。很少有国家上大学要考外语，只有我们有。很多人说我反对开放，事实上，在日常工作里需要用英语的人不会超过5%。

　　界面教育：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着力点在哪？民企可在哪些方面进行有效补充？

　　金鑫：民营企业通过输出优质教育资源输出的方式，灵活的办学机制和市场化机制，进行托管、联合办学，尤其在高中、职业教育阶段。

　　其次，很多民营公司可以输出优质的数字化教育内容。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均衡性很重要，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开不出英语课，没有英语老师，跟城市相比差距很大。

　　姚洋：中国各地的教育差距很大，北大有两年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我们发现，1995年出生的人，四成读了大学，四成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凭，还有将近7%-8%的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而这些人绝大部分在农村地区。最后拿着高中文凭离开学校的只占1995年出生的全部人口的20%。

　　要杜绝超级中学模式，农村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实际上，公平的提供优质教育不切实，优质教育是不可能给所有人，只能说公平提高每个孩子对好教育的可得性。

　　最重要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切实的担负起责任，民办教育力量只能起到补充作用。

　　某种程度上，过去40多年政府是在退出教育，特别是资源调配方面，没有任何的跨县资源调配。中国已经完成脱贫攻坚，下一步是共同富裕。如果能够让我们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都提高，共同富裕就做完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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